加强中日公共外交的“民间纽带”

◆《日本新华侨报》特约评论员 赵新利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人们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各领域的经验与成就，也在梳理中日交流的历程。在中国对日公共外交的发展过程中，中方一直将日本民众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广交朋友、善交朋友、深交朋友，形成了中日公共外交强有力的“民间纽带”。

中国对日公共外交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抗日的同时，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日舆论战和心理战，尤其善于争取日本俘虏，瓦解日军士气。那时，中国共产党将日本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区分，认为日本民众、普通士兵和侨民不是中国的敌人，普通士兵也是被迫或被骗才走上侵华战场的，中国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这种“二分法”思想的本质，就是“争取大多数、孤立极少数”，这种对日策略贯穿了全面抗战的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日军士气，同时为后来的中日交流种下了友好的种子。“二分法”成为中国对日工作的基本遵循，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得到广泛应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严厉的封锁，新中国在世界上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孤立的位置。中日两国是近邻，中日之间的贸易交流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在中日还没有正式恢复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两国有识之士积极求索，推动中日民间交流和贸易往来。1955年10月和12月，中国商品展览会在日本东京、大阪的展出，共历时32天，吸引了189万多观众。1964年，中方廖承志和日方高崎达之助就互设贸易联络办事处和互换记者达成协议，并于1964年7月和1965年1月分别在各自首都互设了半官方性质的“廖承志办事处”和“高崎办事处”。两国经贸往来促进了人员交流和相互理解，中国对日公共外交走出了一条“以民促官”“以经促政”的成功路径，对日公共外交十分重视“以民众为中心”的“民间纽带”。

近年来，中日两国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公共外交的作用得到凸显。东北亚局势波诡云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场。中日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两国国民心态发生微妙变化，需要较长时间进行适应和调试。领土和历史等影响中日关系的顽疾在两国国民心态调试过程中总是间歇性发作，影响两国关系恢复和发展。新媒体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感性和非理性的声音在自媒体更容易得到传播，网络舆论容易给中日两国外交关系带来负面影响。赴日旅游促进两国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增加的同时，摩擦和冲突也愈发频发。在涉及日本的问题上，中国国内舆论形势十分复杂。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存在“两个舆论场”，对日本的态度差别很大；线上与线下存在“两个舆论场”，对日本的评价甚至针锋相对；即便在相同的平台，也存在对日本过度美化和对日本过度丑化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由于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高度敏感，加之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的叠加，让中日关系成为最容易受舆论左右的双边关系之一，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公共外交中，中日公共外交有突出特殊性和重要性。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历史节点，我们应该回到原点重新认识中日公共外交的突出重要性，强化中日公共外交的“民间纽带”作用。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