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侨要有情怀有格局 ——记日本“华侨电商第一人”王琨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记者  蒋丰  倪亚敏

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名叫王琨；递过来的名片上，名字叫“金幸健一”。当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两个名字之间的关系时，他告诉我们他属牛。是不是每一个属牛的人都有一股倔强的“拓荒牛”的“牛”劲，我们觉得未必。但是，我们从他身上则感觉到那种四溢散发的一种“牛劲”！

一、带着“孝”，王琨进入东瀛

世间常说，“少年丧父，人生三大不幸事之一”。王琨在青岛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父亲突然因病去世。这下，不仅仅是支撑着家里的参天大树倒下了，王琨觉得自己的人生导师也失去了，自己前往加拿大留学的计划也泡汤了。

灾难面前永远只有两类人。一类人是在灾难面前倒下了，从此一蹶不振；一类人是在灾难面前勇于直视灾难、敢于搏击灾难，最后将灾难甩在自己的身后。王琨呢，应该是属于后一种人。

他依然执意要到国外去留学，只不过是把原来锁定的去加拿大留学的目标，改为前往日本留学。原因呢，也很简单。这样做，可以让母亲的经济负担减轻一些；这样做，来往距离近了一些，可以常回来看看母亲。这些简单的理由中，演绎着成长起来的王琨身上的那个“孝”德。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前的一个月，王琨看着母亲每天几乎都在为儿子的出行做着准备。有些东西，放进行李箱中又拿出来了；有些拿出来的东西，又被放进行李箱中。有一天，王琨看见母亲把做饭的平锅以及大米、炸酱、香肠也放进行李箱中了。临上飞机前，王琨再也克制不住自己，找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呜呜地哭了起来。一个到20岁都不曾远离母亲的儿子，今天就要飘洋过海负笈东瀛了。母亲呢，脸上一直布满笑容，她告诉前来送行的亲戚朋友，“我要让儿子走的时候，看的都是我的笑脸”，而她那略显湿润且故意不看的目光，只有做儿子的才能懂得。

二、敢于“闯”，王琨自有毅力

与大多数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样，王琨在东京池袋进入一家日语学校后，也面临着学习、打工、生存的问题。

第一个月，他在朋友的介绍下，上午打一份工，晚上打一份工，下午的时间用来上学。一个月下来，拿到了17万日元的工资，相当于一万多元人民币呢。那一瞬间，王琨有过满足，因为父亲生前作为交警，每个月的工资不过是3000多元人民币。

但是，王琨并没有因此启动“打工狂魔”的模式。他很快发现，因为自己的日语不好，晚上打工的地方经常受到歧视。如果为了眼前的钱，就这样打工下去，接下来不知还要受到多少歧视。

王琨决定把晚上的工作辞退，更专心地学日语。这里，与其说王琨是有眼光，不如说是因为情感的压力而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王琨觉得自己的日语比过去好了一些，就想不用前辈和同学的介绍，自己打电话去找工作。

王琨拨通了一家又一家的电话，用他自己的话说，“接电话的十家中有九家是拒绝的。”有的是直接拒绝，有的是态度婉转的拒绝，有的是让他把日语学的好一点再打电话。倔强的王琨就把打电话找工作当作日语实战的最好机会，每次电话后都要查一查字典，确认自己刚才没有听懂的单词是什么意思。

终于，有一天，一家餐饮店接到电话同意王琨来打工了。谁也没有想到，他乘车按照店长说的地址奔了过去，下车以后，居然找了四个小时。这个日本人店长呢，其间不断地打电话过来问“你到哪里了？我去接你吧？”王琨内心满怀着感动，还是说，“让我自己找吧！”就这样，他们的见面的时候，日本人店长说：“四个小时，可以从东京到北海道了。”但是，他也因此喜欢上这个有“闯劲”的中国小伙子。

王琨说，我从小就听父亲讲，世上有三等人，一等人是用眼干活，二等人是用嘴干活，三等人是要让别人用着棍子他才干活。我呢，这三等人都不做，我要做“特等人”——不用任何人说，我就会把事情干好。

当时，王琨是这家店里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眼勤手快，一个人可以干两个人的活；他孜孜不倦的学习，从背菜单开始，很快过了基本语言关。他一干就是5年，每小时的工资从1000日元增长到1350日元，每月还可以得到一份奖金。如今回想起那段打工岁月，王琨的感慨是：“在那里，我一方面向日本人店长学习，另一方面也经常把自己当作店长，经常问自己：‘如果我是店长，我会怎样做呢？’”这种承担精神、这种责任精神，或许就是日后王琨成长的精神基础。

三、善于“选”，王琨目光不同

王琨的选择似乎与常人有些不同。

从语言学校毕业的时候，王琨一下子考上两所大学。一所是日本大学法学部，一所是文教大学国际学部。当年，他在青岛考上一所自己感到并不理想的大学，为此不惜中途退学到日本读书。这个时候，他没有选择前途灿烂的日本大学法学部，而是选择了文教大学国际学部的国际观光学科。

谈到这种选择，王琨说，“我是2006年来到日本的。2008年上大学的时候，一方面是北京奥运会之年，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对中国游客渐渐开放之年的。我不说自己有多么的先知先觉，但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中国人大量到日本旅游的时代就要到来了。总有人以为到了外国以后，只有外国人才会服务好中国游客；而我则认为，到了外国以后，深入了解当地的中国人才会服务好中国游客。”

眼光与抉择是一对兄弟。目光短浅的人，在抉择的时候注重的是眼前利益。目光远大的人，在抉择的时候看重的是长远利益。王琨算是有幸的，进入日本文教大学的第一年就拿到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奖学金，而且一拿就是4年。这个期间，王琨读书的诀窍就是尽量与日本人学生在一起，尽可能少与中国留学生在一起。他说，因为我的专业是国际观光学科，只有跟日本人接触多了，我的日语才能够彻底过关，我才能从他们身上学习到日本社会、日本文化、日本生活的细节。我才能够服务好来自祖国的游客。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眼就逝。临近毕业。同学们都在积极地寻找就业岗位，王琨当然也不能例外。可是，他在参加了多轮日本企业的面试之后，总感觉到一种压抑感，感到自己如果进入日本企业，就会白白浪费几年青春时光。

曾有人说，“海外华侨的每个汗毛孔都流淌着创业发财的血液。”这句话的正确与否，实在是因人而异，但王琨再一次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从日本文教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开办公司直接创业了。

当时，日本手机进入大普及时代，外国人使用电话卡的时代已经临近尾声。王琨看中这一点，迅速进入电信行业，拓展旅日外国人的手机业务。

在王琨看来，当时已经有一些新华侨的前辈在通信行业里面做的风声水起了。但是，他们往往是在价格战上下功夫，似乎中国人一辈子都要买便宜东西似的。王琨逆势而行，在高端上下功夫，一心一意让旅日中国人享受便利、享受速度、享受高端。

王琨说，我在学习国际观光学掌握了一个理论——观光，是由质到量的转变和由量到质的升华。没有好的产品质量，就不会有产品数量的提升，而产品数量的提升，又倒逼产品质量的提高。否则，就是一辈子打价格战，一辈子买便宜货，一辈子努力想让自己形象改变却都无法改变。

凭借这个思路，王琨干批发、干代理，干零售、干直销，利润直线上升，收入直线上涨。用他自己的话说，“到2014年的时候，我的事业达到一个巅峰。”

这以后，王琨有过走麦城的时候。“人生有时会有一夜归零”的时代。如今，回想起那段岁月，王琨有些心情沉重地说，“我有过年轻气盛的时候，有过天下舍我其谁的时候，有过一定要一比高低时候。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我人生的财富积累。”

四、适应“变”，王琨再创辉煌

王琨来了一个亮丽的转身，转向电商行业，转向药妆行业。当然，这可能还是与他学习国际观光学科有关。

这次，王琨没有把眼光仅仅盯在日本华侨华人市场，而是直接投向海外。其效果，并不用我们在这里多说的。如今，王琨被称为“日本华人电商第一人”，就是最好的证明。

让我们感怀的是王琨在行商时的一些做法。眼看着电商的兴起，各种平台的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假货横行，真伪难辨。内心中始终盈动着正义感、责任感的王琨有些坐不住了。他先是与同行业的朋友们拉起了一个又一个微信圈，然后又组织起“日中国际企业联合会”这样的行业协会，致力于打假。有谁发现哪里有假货了，就在微信圈里通报一声；有谁发现承诺没有兑现，就在微信圈里披露一下；有谁发现服务质量不好，就在微信圈里诉说一下。谁都没有想到，来自于祖国的微信圈，成为了旅日华侨华人社会维护权益的一个利器。王琨也因此名声四起。

五、衷于“情”，王琨具有格局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王琨并不刻意介绍的营商成就。他喜欢谈格局、谈情怀，谈未来，谈日本新华侨又一个时代的到来。

在王琨看来，电子商务已经给社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变革。他说，不要仅仅盯着一些数量的变化，更要看中那些模式的变化。马云也罢，马化腾也罢，带来的都是商业模式的变革。未来，我自己也希望能够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王琨还说，改革开放40年，是海外新华侨创业、发展、崛起的40年。今天，海外华侨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关头。如何步入高质量发展，在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时候，也打造海外华侨华人的新形象，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王琨结合自身，还这样说，“我感觉创业需要‘三力加一巧’。所谓的‘三力’，就是精力、体力、毅力；所谓‘一巧’，就是技巧。前辈新华侨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不仅应该无愧于他们，并且还应该超过他们。”

最近，我们在日中青年促进会成立三周年上，在2018“国航杯”旅日华侨华人子女中文讲演大赛上、在华文媒体组织的中日企业家交流活动上、在邀请中国辽宁抚顺青少年访日团上，都看见了王琨的捐助。熟悉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王琨说：“我看到你这样的新华侨商业领袖，就感到中日经济交流会有更大的发展。”

对了，正如我们在开篇说到的，王琨还有一个名字，叫“金幸健一”。对此，王琨的解释，“我希望人们把金钱、幸福、健康都放在第一位。”一位日本国会议员表示，“我希望这样的名字，也能够成为日本人的名字。”

行文至此，我们有一番感慨：《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就应该宣传、支持这样一代新的有格局有情怀的华侨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