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刊称：日本教训警示世人 老龄化榨干经济活力

1979年哈佛学者傅高义（EzraVogel）写了一本书，名为《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他在书中描述到，日本经济繁荣，社会凝聚力强，是全球最富活力的工业国家。30年后的今天，日本却积攒了一些令人沮丧的教训。在深陷经济困境的西方国家，经济学家们一直在研究日本自1990年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后以来所经历的通胀紧缩数据。然而，通胀紧缩只不过是一个更严重问题的症状之一：老龄化问题。这一问题正渐渐地榨干日本的经济活力。如果不采取重大举措重振其日渐萎缩、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日本的经济将受到拖累。

当然，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只不过，日本老龄化进程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快。一些欧洲国家也面临这一问题，但这些国家的公民还不愿意去接受该现实，最近在法国和希腊爆发的示威游行，都和提高退休年龄有关。而韩国、中国等一直在享有“人口红利”——劳动力人口快速增长以及出生率不断下降——这与日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经历相似。由于儿童和老年人不多，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把储蓄用于经济发展。但随着劳动力人口的下降，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它们或许可以吸取日本应对这一社会问题的经验教训。截至目前，日本还在回避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结构失衡日渐加剧

很多日本人并不在意老龄化问题。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老人们坐拥数额巨大的储蓄，生活比较舒适。尽管在20年内，日本65岁以上人口已翻了一番，但日本的医保体系仍然是发达国家中最廉价、最优质的体系之一。尽管日本的经济规模已被中国取代，但它庞大的、颇具创新的工业设施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不管怎样，在过去的20年里，除了通货紧缩、高额债务以及令人失望的经济发展外，日本人还不得不担心其他事情。

然而，日本并没有意识到，其经济的萎靡正在因人口结构的失衡而日渐加剧。如果日本不积极应对，那么其经济下滑趋势将难以控制。这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经济下滑趋势将难控制

首先，问题的关键在于15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1995年，日本达到这一工作年龄的人口为8700万，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下滑到5200万，接近二战末期的水平。除非这些劳动力的产出速度增加得足够快，能抵消因劳动力人口下降所造成的影响，否则日本的GDP将会萎缩；有人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日本的产出将落后于印尼。由于人均产出在持续增加，所以GDP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的生活水平已经开始下降了，日本感到自己更穷了。日益下降的产出可能还会削弱日本的自信心与地位。而且，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如果债务持续增长并且经济持续低迷，日本将难堪重负。

其次，随着退休人口的增加，不断减少的劳动力将不得不支撑日益昂贵的社会保障费用。这将伤及公共财政。十年前，四个劳动人口承担一位退休老人的费用。十年内，这一负担将由两人承担。事实上，日渐增长的养老费用已经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如果日本的劳动人口难以承受重负，那么国家则不能履行其养老金和医保的承诺。

再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总人口的萎缩，需求可能会下降。日本企业会因此而对风险失去兴趣，而且他们的投资兴趣也会被伤及。在持续增长的市场，企业可冒风险过度投资。但在人口日益萎缩的市场，这一逻辑不再奏效，而是完全颠倒。企业不仅要靠增加出口来生存，而且会减少建工厂，甚至会关闭那些闲置的。难怪许多日本企业要将大部分利润储藏起来。国内市场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他们越是在投资方面节约资金，就会造成更多的失业，尤其是年轻人受到的波及更为严重，这将会使日本更加不安。

客服困难并非不可能

要克服这些困难，还是有办法的。这些方法不仅会确保日本居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会保证日本的经济活力。例如，目前62%的在职女性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会选择辞职，做全职太太；越来越少的性别歧视将会有助于她们重返工作场所。同时，也可鼓励退休老人重回工作岗位。日本还可吸引更多的移民，以保持其创新方面的优势。最棘手的事情，莫过于提高日本的生产率，以抵消日益逼近的劳动力短缺危机。放松管制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具体措施包括：放松管制让老年人更好地处理自己的积蓄；在国内经济领域增加竞争力，以增强抵抗力，防御国际贸易中不可避免的动荡。

上述方法的实施要克服一些文化禁忌，特别是在日本等级分明的企业里，这些成为日本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方面无所作为的一个借口。这还需要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如果日本能迅速解决其人口老龄化以及总人口萎缩的问题，那么它又有可能成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典范，而不是一个可怕的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