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看来,武士的“无目的死”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对生命的冷漠态度也令人发指。但是,山本常朝的死亡观念,不是一时冲动的即兴狂言,包含了日本人对待外来文化、自身生存的理解。山本常朝有两位导师:一个是湛然禅僧。和尚教导他,无念即是正念,行动就是无邪的无住念,故人生可由武士道直入佛门,即武士道——忠于主君——孝行双亲——慈悲心。另一导师是佐贺藩的儒者石田一鼎,儒家精神熏陶了他的“不可为而为之”刚强之勇和担当意识。但佛学中的不杀生规戒和反对自行了断生命的态度,却被日本的武士道抛弃了。
武士的“忠孝之道”,与我们儒学的忠孝完全是貌合神离的。儒家中庸之道被口述者诠释为矫枉必须过正,“中道是究极的境界,可武士道却必须超越,敢为天下先。教人射箭,规定左右手要有相同的高度,可右手动不动就会抬高,所以,真要射箭时,右手要降低一些,才是正确的位置。”
一般来说,我们总是在逃避着死亡,而武士道就是要直面死亡,要思考怎样去死,抱着“死狂”激情,去实现死亡瞬间散发的“美学价值”。这种美学意义上的死亡,被他们赞誉为所谓的“落花之美”。“叶隐”就是“落花之美”意象,它意指凋零有期的花儿,隐藏于叶下,遇有知音,瞬间飘落而去,以展示自身生命的价值。从美学上看死亡,那些复仇、切腹等残忍血腥的场面,以“真漂亮啊”等赞许口气出现在《叶隐闻书》书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叶隐闻书》书中关于武士道的死亡观简评,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是个谜,日本文化是独特的文化,它不是东方的儒学、佛学,但有儒学、佛学因素,它不是西方文化,但却有西方的存在主义和权力意志论的影子。依笔者拙见,日本文化就是以武士道为精神原动力的文化,这种文化本质上是要向外超越的,一旦给予外部条件时,势必要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
认真研读《叶隐闻书》后,我们会同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卓识:“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隐藏在‘暧昧’表象下,无与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的国家。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如果这一“奇特的互补”来自武士道精神,那么谦卑地接受黑格尔的教诲,应当是有益的。这一教诲就是:“‘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唯其如此,这一个人的自由只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或者是热情的一种柔和驯服自身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偶然现象或者一种放纵恣肆。所以这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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