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日本及日本人的渊源

有关孙中山早期革命生涯，如果我们看零散的书，总会闪过下列词语——日本友人、同情革命、中山樵、宫崎寅藏、黑龙会等等，这里将回顾孙中山与日本的渊源。

孙中山与日本的渊源从1985年11月开始，当时他因起义事先泄密，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

而他与日本发生深刻联系，是在1897年。当年8月16日，他从英国出发，经由加拿大等地停留后，抵达日本横滨。当时在船上，不仅有同船的欧美日旅客，还有清廷驻英国公使馆三等书记官曾广铨以及清廷所雇的英国密探。

到日本后，孙中山马上与同为“革命四大寇”的陈少白会面，住在了他家里。转天，孙中山就去横滨加贺町警署拜会警长，表示自己被清政府跟踪，希望得到日本的保护。经过一定的程序，日本政府方面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本来，孙中山在日本仅是过境而已，他下一个目的地是越南，准备在那里筹钱发动下一次起义。但是，一个日本人的来访，改变了他日后的行程。这个日本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浪人宫崎寅藏。宫崎寅藏，又名宫崎滔天（1870-1922年），别号白浪庵滔天。他比孙中山小三岁。

宫崎寅藏早就看过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心中十分崇拜这位中国人。拜访之下，相见倾心，畅谈许久，惺惺相惜。特别听孙中山大讲在中国革命的目的后，宫崎深加激赏――目的是要洗雪东亚黄种人的耻辱。二人越谈越入巷。于是，宫崎苦劝孙中山在日本多呆些日子，孙中山应允。通过宫崎，孙中山结识了另外一位日本人平山周；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

孙中山（原名孙文） “中山”一名来历，就是平山周替他登记旅馆姓名时所取。当时孙文化名“中山樵”，后来就成为世人尽知的“孙中山”了。

在宫崎寅藏、平山周的引见下，孙中山与时为日本众议院议员的犬养毅打上交道。大养毅把孙中山介绍给当时的日本外相、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更进一步，孙中山还拜会了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福泽谕吉（1835-1901年）。与这些政界大佬搭上线后，孙中山在日本衣食无忧，并获准在东京居住。

1900年9月，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起义失败，孙遂返回日本。

1903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设为革命誓词。同年9月，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希望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5年，孙中山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

1907年至7月至1911年，孙中山多次授命其他革命同志，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甚至经越南亲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最终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花在旅途之上，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他才再度踏足中国国土。

 不仅孙中山与日本人渊源很深，其他革命骨干身边也聚集了不少日本人；黄兴身边有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有北一辉。特别是北一辉，这个日本新泻酒厂主的儿子，与宫崎寅藏一样，都曾加入过中国同盟会。不同的是，北一辉不喜欢孙中山，认为他是“西欧主义者”，反而与宋教仁、章太炎等人相交甚深。

在所有聚集在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身边的“日本友人”中，宫崎寅藏做到了长期支持孙中山。他视孙文为“东亚之珍宝”，一生追随孙中山，并在武昌起义后到达上海。

之后南北议和，1913年发生宋教仁案，孙中山组织二次革命，但由于实力不足，旋即失败。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因部份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俱未加入中华革命党。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

之后，他还与日本人保持了往来，比如当时日本驻广东的武官佐佐木到一。佐佐木到一在广东期间，对国民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成为了国民党通，与国民党要员保持频繁的交流。之后，他接受孙中山邀请，成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

孙中山与日本人的交流甚广，他不仅与宫崎寅藏、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进行思想上的交流，还接受他们的资金援助。此外，他还获得了日本实业家安川敬一郎、铃木久五郎、梅屋庄吉的资金援助。不仅如此，他与日本陆军的佐佐木到一、日本近代杰出的生物学家及民俗学家南方熊楠都保持深刻友谊。

他在自传《建国方略》中，提到了犬养毅、平山周、大石正巳、尾崎行雄、副岛种臣、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秋山定辅、中野德次郎、铃木久三郎、岸川敬一郎、大冢信太郎、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宫崎寅苍、菊池良一、萱野长知、副岛义一、寺尾亨等人的名字，并表示了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