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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崩溃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个瞬间，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念头：要是我能彻底消失就好了。
不用再面对复杂的原生家庭、人际关系，
不用再背负升学失败的压力，
不用再面对就业竞争的恐惧，
不用再承担任何期望或失望。
切断和所有人的联系，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自由自在地生活。
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想法只是日常的一个闪念，不会付诸实施。
但对日本人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生活方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每年有近10万人失踪，其中大多数人都是“自我强迫失踪”。
因为离婚、失业、考试不及格、债务等问题，他们对自己的失望感累积到极点，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的“垃圾”，因此惩罚自己，从家庭和社会中彻底“消失”。
消失的日本人，成了日本文化中代表着耻辱、却在沉默中不断壮大的一个群体。
四年前，21岁的真纪子毫无征兆地离开了家。
她没有和父母提过这件事，也没有带走任何东西，只简单地留书一封，就从原本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很抱歉用这样的方式离开，谢谢你们的笑容，谢谢你们的鼓励，拉比（玩具）、妈妈和爸爸，请你们一定要开心。”
她的手机和钥匙这些随身物品都留在了家里，似乎是下定决心从此不再回家。
年轻的真纪子在离家前刚刚经历了一场分手，也许是她始终无法摆脱分手带来的低潮，决定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可这样一走了之，杳无音信，对她的父母来说，简直像剜心一样痛苦。
在她离开后的这四年里，她房间的一切还被父母保持着原样，只是随着时间一点点推进，他们从希望到失望，内心已经接受了女儿有可能永远不会回来的事实。
因为警方没有发现任何尸体，表明她没有自杀，只是离家出走，日本警方对于这种“成年人的自我消失”案件并不积极介入。
只有真纪子的父母每天都会在女儿可能出现的地方，坐上半小时或一小时，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看着路上行人走动、车辆经过，盼望着能有一天，看到女儿归家的身影。
妈妈在采访里说着自己的想法：
“我告诉自己，她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了，这就是结果，我必须接受。
如果她不想见我，我又何必强求。”
话是如此，可父母每日坐在长椅上的殷殷等待，仍然透露着期盼。
一郎和妻子智子是20世纪80年代住在东京郊外琦玉市的一对新婚夫妻，他们当时生活非常幸福，有自己的房子，婚后很快有了第一个孩子，还贷款开了一家店。
然后市场崩溃了。
突然间，美好的一切随着经济泡沫变成幻影，夫妇俩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他们没有办法，于是做出了和成千上万其他日本人一样的选择：
卖掉房子、带上家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经济负担永远是压倒成年人的稻草，祐一曾是一名建筑工人，一直奉养家中生病的母亲。
母亲长期缠绵病榻，医药费、食物、房租…一起压过来，足以让本就不富裕的祐一彻底破产。
比破产更让他难受的，是没能力照顾母亲周全的那种耻辱感。
“我无法忍受让母亲失望。她给了我一切，我却没有能力照顾她。”
没有了钱，一切似乎都走到了绝境，祐一带着母亲到了一家廉价旅馆，给她租了一间房，把她留在了那里。
而他自己，再也没有回来过。
40岁的教広是个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有一份体面的工程师工作，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每天早上和妻子吻别，意气风发地开车去上班，生活非常完美。
直到他被炒鱿鱼。
他不好意思告诉家人，所以一开始瞒着大家，每天依旧装模作样地准备好一切、出门上班。
他看起来是开车去了以前的办公大楼，实际上整个工作日都坐在车里，不吃东西，也不跟任何人说话。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周，他太害怕别人知道实情了，那种恐惧折磨得他发狂。
“我真的受不了了。
19个小时过去了，我还在车里等着，因为我经常和老板、同事出去喝酒，不会太早回家。
我四处游荡，等我最终回到家时，我感觉妻子和儿子都有点疑惑。
我感觉好羞愧，我再也没有工资能给他们了。”
于是在“发薪日”这天，教広表现得一如往常，西装革履，他吻别妻子，坐上了一列火车，从此人间蒸发。
他没有留下任何话，也没有留下任何纸条，他的家人都以为他走进自杀森林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没有死，比起真实的死亡，他选择了“社会性自杀”。
不再回到原来的生活中，不再回到原来的身份，化名住在一个没人关心的小房子里，抽烟酗酒，就这样一直到生命的尽头。
“我不想让我的家人看到我这副德行，看看我吧，我看起来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什么都不是。”
从失业后无法承受失败恐惧的中年男人、失恋后无法承受情伤阴影的年轻人、80年代的新婚夫妇到破产后选择消失的建筑工人…
无论他们的阶级如何，处境如何，在遭受到打击之后，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选择“消失”。
因为他们在当下那个位置里，已经无法再承受更多“耻辱”。
对耻辱的极端敏感，是日本消失文化的根源。
其实“消失”、“人间蒸发”现象在日本一直存在，只是没那么普遍，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变得大规模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
二战后日本经济渐渐恢复，80年代更是蓬勃发展，人们有钱投资房子、投资公司，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可90年代初经济危机爆发，泡沫爆破，日本经济一下子大倒退，很多人都负债累累。
从天堂瞬间跌落地狱，随之跌落的还有日本人的自尊，他们无法摆脱经济上的压力，更无法摆脱成为一个“失败者”带来的耻感。
面对绝境，他们觉得人生只剩下了两种选择，不是自杀就是永远消失。
很多人选择了自杀，也有很多人选择了人间蒸发，逃离父母，逃离社会，放逐自己，有人称之为一种慢性自杀。
日本的自杀率居高不下，近年来“人间蒸发”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有专门研究日本“人间蒸发”现象的记者说：
“日本每年约有10万人‘蒸发’。”
工作或学校出了问题、身上背了债务、精神方面的疾病、家庭暴力、其他纠纷，甚至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人们都可能选择从此消失。
像家暴受害者逃离虐待环境这样“消失”当然是好事，但对于很多失踪者的家人来说，失踪者毫无征兆的消失，给家人带来了莫大的痛苦。
因为日本对于个人资料的保护非常严密，这让寻找“主动消失的人”变得很难。
一般来说，如果没有明显的自杀、犯罪或事故风险，警方不会积极介入这类成年人自愿离开的案件。
所以家人只能找民间的侦探事务所，而这需要花费很大的价钱，而且还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
因为日本有保护个人数据的法律，比如有一位父亲，他的儿子消失三年了。
银行对账单显示有人（很可能是他儿子）一直在从这家银行取钱，这是一条寻找儿子的重要线索，但在询问银行是否能够查看ATM监控录像时，他们拒绝了。
他们说这是个人信息，必须保密。
同理，儿子的手机运营商出于隐私保护，也无法分享他的GPS坐标。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日本允许人们有“消失”的权利。
但社会无法接受“消失的人们”。
因为这种逃避在日本社会看来，本身也是一种耻辱。
有父母会全力寻找消失的子女，但也有家人会以此为耻，就算有亲人消失了，也秉持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不会多说，更不会向警方上报失踪。
有记者说：
“在日本，‘失踪’被认为是应该回避的话题，和自杀一样，留下来的人都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亲人当中有人‘失踪’了，在社会上会很没面子，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
但这种家庭、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显然会更加剧人们对“消失”的渴望。
无论是消失人群的增多，还是自杀率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60%，这些都足以证明：很多日本人无时无刻不被耻辱感压迫着。
而消失，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找到某种自由。
哪怕这种自由在社会眼中被定义为“失败”，也比万种束缚在身时要轻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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