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失改善中日关系良机的必要前提

◆《日本新华侨报》特约评论员 冯 玮

最近，《日本经济新闻》中国总局局长高桥哲史的文章《不要眼睁睁地看着中日良机溜走》，经新浪官方微博转发不胫而走，引发广泛关注。高桥认为，“中日以经济为轴心不断加深联系，如今迎来了步入全新协调时代的良机”。

那么，良机是怎么出现的呢？按照他的观点，中国改革改革开放后，日本给予了中国大量经济和技术援助。但是，“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不再需要日本帮助的气氛在中国扩散”。但是，由于美国特朗普政权发起了狙击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贸易战，“中国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认为继续和日本对立下去无法应对美国。于是开始重新构建对日政策”。安倍首相也认为，“两国关系从日本援助中国到激烈对立，最终站在了协调时代的入口”。因此，尽管中日之间还存在领土和历史认识的对立，但“40年后好不容易再次迎来中日‘协调’的良机，不要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

高桥哲史希望把握良机的良好愿望和呼吁，值得充分肯定。但是，我不得不探问，当年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良好势头是如何中断的？如果不认清这一问题，那么即便能够把握“良机”，又如何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高桥哲史先生认为，钓鱼岛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障碍。那么，钓鱼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呢？毋庸置疑，中日领导人均同意对钓鱼岛问题“搁置争议”。1979年5月31日，《读卖新闻》发表了题为“不要让尖阁问题（钓鱼岛问题）成为引发纠纷的火种”的社论，指出“尖阁诸岛领有权问题，在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之时，在去年夏天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之际虽然都是一个问题，但是均以所谓‘不涉及’方式得以处理。总之，日中政府间达成谅解，即日中双方均主张享有领土主权，承认现实中‘存在’争议，保留这一问题，以俟将来解决。中日间的这一谅解虽末写入共同声明及和平友好条约，但毫无疑问，这显然是政府对政府的庄严‘承诺’。”但众所周知，日本使钓鱼岛“国有化”，把钓鱼岛问题视为属于“都有”还是“国有”的“所有权”问题，不是主权问题，是钓鱼岛成为“引发纠纷的火种”的重要原因。孰谓不是？

其次，就历史认识问题而言，在日本政府“三大谈话”，即1982年8月26日关于教科书问题的“宫泽谈话”、1993年8月4日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 1995年8月15日承认日本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发表后，围绕历史问题的对立冲突明显减弱。但遗憾的是，2012年8月，即自民党总裁竞选前夕，安倍首相却公开表示，“有必要否定或取消‘河野谈话’‘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的所有谈话。”2013年3月，安倍再次当选首相后，在接受韩国《朝鲜月刊》杂志采访时称，将在2015年纪念二战70周年时，以“安倍谈话”取代“村山谈话”，从而使“历史认识问题”重新成为双方对立的焦点，这个责任，难道要中方承担？

综上所述，“领土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的起因是清楚的。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真要把握改善中日关系的“良机”，那么清除障碍是必要前提。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