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冈便当生产流水线前打瞌睡的日子

◆《日本新华侨报》“贤眼窥日”专栏作者 王景贤

如今，我还清晰地记着，那是上个世纪1994年下半年的事情了。那时，我作为自费留学生刚到日本福冈不久，真的需要钱。情急之下，我找到了一份夜间便当盒饭生产线的工作。因为白天要上学，晚上要在餐饮店洗碗，所以我应招的工作时间是在夜里12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相对于傍晚750日元的“时薪”工资来说，夜间的每小时850日元的工资，对我来说就过于完美了。

通常我的工作就是放几块儿咸菜，或者一个饭团什么的。渐渐地我也习惯了这份工作。可以一边和旁边的一位叫安田的日本阿姨聊天，一边轻松有余地应付着传来的便当盒。安田阿姨是个身体略有些发福的40来岁的中年妇女，虽然只能看到一双大眼睛，但可以从她的眼睛和不紧不慢的说话声中判断出她是一个寻常而温和的女人。

对安田来说，那时的我似乎更像一只快活的小鸟。因为只要她随便问一个话题，我都会咯咯咯地发出一串银铃似的笑声后进行回答。记得她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年轻人，真是快活”。

安田告诉我，她是一个家庭主妇。因为贷款买了房子，又有小孩儿需要念书，反正家人一起吃了晚饭后也没什么需要做的，就出来赚点钱贴补家用。她的话给了我不少冲击，因为在我印象中日本的家庭主妇只是做好份内的家务，每天早上送丈夫出门，再每天晚上对丈夫说“您回来了？先洗澡还是先吃饭？”安田却告诉我，像她这样的主妇其实很多。

我们每天有说不完的话题，有时说起她家的猫，有时说起我尚年幼可爱的侄子。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天一边说一边咯咯笑，日子流逝得飞一样地快。   

然而，因为我要一边上学一边打两份工，每天的睡眠合起来几乎只有5个小时左右。渐渐地我开始感觉严重的睡眠不足，而流水线作业又是单调乏味催人入睡的。于是，我经常会在流水线边上站着就打盹儿，结果是负责贴在盒上的标签会贴反，或者放在盒里的饭团会放歪。站着打盹虽然也是一种特殊功能，但毕竟是一种麻烦。每逢这时，就会听见在流水线最前端验货的60多岁的樋口阿姨大声喊：“小大姐，小大姐！又睡着了！”樋口阿姨虽然已经60多岁，但声音嘹亮而清脆。不管什么时候，她的一声招呼，保准能够让我瞬间清醒。于是，我会用同样嘹亮但有点儿睡意的日语，大声道歉说“对不起啦”。

我的这种伎俩并没有因为说了“对不起”就改悔，因为身体是诚实的。除非碰上寒暑假我可以利用没有课的时间在白天睡一觉，否则，几乎每次工作时我都会禁不住出现站着打盹儿的现象。时间长了，大家也习以为常。樋口阿姨的嘹亮的提醒声和我的道歉声，几乎成了那半年左右生产线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站着打盹儿的生产流水线生活，一直坚持到大学考试发榜，也就是我离开福冈之前。临走之前，我向安田和周围一起打工的几个叔叔阿姨们打招呼并致谢。他们热情地祝贺我，安田从白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里流出了惜别的目光和亮晶晶的泪珠。   

那时，我也年少。最后一天离开工厂时，已是隆冬时分。骑车回家的路上，两行清泪，结冻成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