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眼（ID：icy_eye），作者：俞天任，日本通经授权发布。
昨天一条突发消息刷了屏，一位37岁的日本政府职员在埼玉县和光市的国立保健医疗科学院里跳楼自杀。
这位政府职员是从东京警视厅借调到日本内阁官房工作的，今年37岁，姓名和职位还无法得知，自杀的理由也不明，只知道他从事这次因为新冠肺炎而从中国武汉撤侨的工作。
日本的“内阁官房”相当于中国的“中央办公厅”，是内阁中最重要的机构，内阁官房长官的位置也在各省大臣之上。本来撤侨应该是外务省的所管，这次内阁官房亲自出面是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
但内阁官房平时负责的是内阁的内部事务，可能干这么大的事人手方面就紧张了，所以要往其他衙门借人，所以会有从东京警视厅借来的人在工作。
内阁官房本身当然对撤侨这种工作比较生疏，但具体在做事的肯定是从外务省借来的人，只不过就是用内阁官房的名义罢了，因此也不应该会出什么问题。
但在日本，政府不管做什么都肯定是错的，不管哪家媒体都会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人家的传统做法。但这种做法也有它的好处，就是能找出问题而在下次做事时能做得更好一些。
这次撤侨中让媒体不满的事情主要有以下几件：
为什么要收侨民每人8万日元的飞机票钱。
第一架撤侨的飞机上有两个人拒绝检查身体而直接回了家，因为当时新冠肺炎还不是指定传染病，没有日本法律能强迫那两个人服从，只能劝告，如果这两人是病毒感染者的话就会危害公共卫生。
第一架飞机坐了206个人，但政府借的酒店只有170左右个房间，这样就必须要两个人以上住一间，这就存在了交叉感染的危险。倒霉的是第一批被查出来的三个感染者（后来又查出来一个，总共四个）中有两个没有症状表现的感染者是和别人合住的，虽然合住的人没有感染，但这就是问题。
第三架飞机上有一位日本人的妻子是中国国籍，没有被批准出境，结果那个日本人只能抱着10个月的小孩回来，就有日本人觉得政府的交涉能力不足。
日本去接侨的飞机除了带去口罩防护服等支援物资之外还带了支援食品，但中国没有放行这些食品，只能再带回来。消耗运力不说，去过疫区的食品就只能销毁，太浪费了。各国对食品进口都有很严格的规定，而且武汉根本就不缺食品，政府这是在犯什么傻？有运力多带些口罩防护服不更好吗？
面对媒体的批评，政府就只能默不作声地老老实实地听，能解释但不能反驳的。敢怼媒体的就只有川普，那是全美国几千年一个，全世界几百年一个的奇葩，别人不敢。
有些人对媒体的批评比较看得开，比如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他对媒体人三宅久之解释为什么三宅成天骂他他还对三宅这么客气的原因时是这么说的：“骂我是你的买卖，被你骂是我的买卖”，大家敲锣卖糖各干一行，你骂你的，我听我的，相安无事。
但毕竟不是人人都是田中角荣，大多数人挨了骂不会开心，既然不能怼回去，把火发到部下身上是完全可能的。
就这次的自杀事件，当事人和事项1、4、5可能无关，但是和事项2或者3完全可能有关系，或者是他没有能劝住那两个人，或者是他去借的酒店什么的，反正给上司或者同事骂了？
日本衙门在出现丑闻时经常有当事人自杀的事情发生，里面的原因其实很复杂。
日本社会的自杀率是23/10万人。而政府公务员自杀率为17/10万人，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政府公务员毕竟在经济上比较安定。但是39岁以下的政府公务员的自杀率为43/10万人，几乎是社会平均数的一倍。
这次的自杀者是37岁。
这些人一般都还不是什么大干部，都还只是“係长”（相当于中国的科长），还没有做到“课长”（相当于中国的处长），干活的是他们，出了事责任也是他们负。
日本的公务员，特别是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并不高，只是前一年全国民间企业的平均数，由人事院调查给出劝告，加班也没有加班工资，在电视台出镜，到学校讲课也都不能拿钱的，因为公务员在工资之外，有了除租税收入之外的收入就是违法。
所谓“租税收入”是指拥有的地租、房租或者股票分红之类的收入。
高负荷，高责任和不高的收入就造成了中青年公务员的自杀率的高居不下。
当然不自杀也可以，但不自杀怎么活下去？现在有个词叫“霸凌”，这个词是从日文的いじめ来的。老冰写《冰眼看日本》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翻译，老冰意译成“抱团欺负人”。日本社会是个耻文化的社会，耻文化维持了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但耻文化又怎么维持？其实就是依靠霸凌，依靠いじめ来维持的。
在日本企业工作的过的人都知道日本的企业文化。
“社畜”这个词出自日文，绝不是偶然的。
现在日本社会老是要解决学校霸凌的问题，老冰只是冷笑，你个社会就是靠霸凌来维持的，学校里没了霸凌这个社会还能维持？
从外表上看日本社会是非常美好，但没有必要那么崇拜。
不少外表上看起来很美好的事物是靠不那么美好的手段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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