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的今天（2011年3月11日），下午2时48分，日本发生了9.0级特大地震，引发巨大海啸与核泄漏，导致1.8万人遇难。
这场人类史上第四大强震，使地轴偏移了近16厘米，也让日本向美洲大陆移动了近4米，是日本自二战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灾难。
为了弥补这场灾难造成的损失，日本振兴了经济，重建了家园，安置了灾民。这或许能使政府报告的数字摆脱灾难的阴影，但要使得整个社会真正从灾难中走出来，这恐怕还远远不够。
奋起反抗
每年3月11日，日本政府都会举行规模巨大的追悼式，天皇、首相、议员和遇难者遗属都会出席，身着黑白两色，向不幸丧生的人表达哀思。受灾地也会在当地设置专门的追悼场所，人们在这个安静的空间献上鲜花，悼念死者。
但这种追悼方式，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够。
如果说这只是一场自然灾害，那人们确实只能“生者坚强，死者安息”。但一旦意识到灾难之中的人为因素，悲伤的情绪还会催生出一股愤怒，看似温吞的追悼式无法平息这股愤怒。
于是，人们选择走上街头，其中最大的呼声就是反核。在诸多标语中有一条让人印象深刻：在死之前让核电归零，是我们成年人的责任。
他们聚集在皇居附近的日比谷公园，各界人士在音乐的伴随之下，一个接一个地发表演说。参与示威活动的人数一度达到10万人。人群还行进至政府办公地点，到达国会，并将请愿书交给国会议员。
在日本人中间有这么一种说法：两百年来，唯一能促使这个国家改变的，就是天灾和外敌。
事实上，在这个上世纪就经受过核灾的国度，在最早要开发核能时，反对的声音就从未断过。
只是在当时，普通人大多不怎么关心这桩事，但福岛的核事故改变了他们的想法。他们这才意识到，原来建在别处的核电站也会危害到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时隔半个多世纪的核灾再次降临，日本沉浸了30多年的社会运动也获得了发声的契机。据统计，仅在2011年3月11日到第二年的6月，日本就爆发了至少1000次街头运动。
今年的追悼式虽然因为疫情而取消，但周年纪念日这天的反核呼声，恐怕并不会因此而减弱。
安抚人心
在受灾严重的岩手县大槌町，一个小山丘上伫立着一座破旧的白色电话亭。电话并没有接上线，但海啸之后，来这里打电话的人从未断过。
这个电话亭叫“风之电话亭”，人们来到这里，拨通已经无人接听的号码，向已逝的亲人或朋友倾诉，希望海风能把他们的思念送到另一个世界。
灾难摧毁的不仅是现实世界，还有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突然之间妻离子散，或目睹过多的人间悲剧，每个日本人都急需安慰。
2012年，音乐家坂本龙一前往同样受灾严重的宫城县的一所学校，此时这所学校已成为当地居民的临时避难所。
在那里，他为无家可归的灾民演奏了一场音乐会，试图用音乐的力量安抚亡灵与生者。
在《巨浪下的小学》一书中，作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还写到了宗教人士为抚慰人心而做的努力。
金田禅师与一群僧人沿着受灾区行走，沿途组织了一场名为“僧侣咖啡馆”的活动。人们在其中喝茶聊天，僧侣会平心气和地倾听各种抱怨。
一开始，生性克制的人们还会犹豫不决，甚至因为觉得与僧人聊天给他人添麻烦而带有些许歉意。
但后面他们越说越流畅，他们描述巨浪袭来时的恐怖景象，坦言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对未来的恐惧。不喜欢哭的他们，泪水也由此流了出来，无休无止。
灾难的发生，可能只在一瞬间，但它对人心造成的后续影响却是长期存在，难以磨灭。因此，抚慰人心，也是灾后重建的一个重要方面，“风之电话亭”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存在。
追求真相
在愤怒说“不”和悲伤倾诉的声音之外，灾后的日本还时常响起“到底怎么回事”的发问声。
2012年6月，深受核灾影响的福岛居民提出诉讼，追问东京电力公司当时管理层的责任。这场官司历经30多次开庭，最终在2019年9月告一段落，三名东电主要负责人被无罪释放。不满的民众正准备再次上诉。
由于信息尚未完全公开，核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和切实情况至今没有定论，但民众并没有停止追求真相。
类似的事故也曾发生在东北一个偏远的小学里。那是3·11中全日本唯一一个几乎全军覆没的学校——大川小学。
当时在学校的78个孩子中只有4个活了下来，11位老师中也只有1位幸存。
通过事件日志和幸存者的证词，人们得知，在地震发生到海啸来临之间宝贵的逃生时间内，全体师生本可以逃到学校后山躲避海啸，但却走向了沿海的平地。
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事件主要原因出在一本应急小册子上，那本规定了避难措施的小册子中并没有“去往高处避难”这一条，相反，还要求学生在发生海峡时在附近的平地避难。
然而小学离海不过几公里，逃过海啸的关键应当是往高处走，但在场的老师最后还是决定按照手册上的规定行事，哪怕你直觉上觉得那是不对劲的。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不合实际的避难规定，则是因为校长在应付上头要求更新手册的任务时随意加上的规定。毕竟这里已经半个多世纪没有发生海啸，就算是一条随便加上的规定，应该也不会造成什么问题——校长在加上那一条规定时的心理活动恐怕就是如此。
但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在人们知晓真相之后，校方和教育委员会例行公事的官腔和冷冰冰的道歉，便显得更加刺痛人心。在花费数年时间搜集证据之后，大川家长联合将学校和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正式的道歉和赔偿。
与福岛判决不同的是，大川家长胜诉，事情的真相也很快通过新闻特稿、出版物、纪录片等媒介传播开来。
彻底反思
关于如何理解大川小学事件，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日本社会防灾系统做得还不够完善，需要借这个机会，重新评估已有的规定和措施，避免再出现那样的悲剧。
也有人认为，规则是无法穷尽的，关键是人在面对灾难时如何灵活应对。在规则明显违背常识时，还一根筋地遵守规则，正说明了日本人为规则所困的现状。
但无论看法如何不同，没有人单纯地把这场悲剧视为天灾，每个人都在尽力从中反思，不再让悲剧重演。
在大川小学事件开始受关注之后，不少团体邀请追求真相的大川家长到各地演讲，佐藤隆洋就是其中一个。
他出于责任感接受了这些邀请，还强调道，“现在已经死了那么多人，如果他们不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就没法指望他们改变想法或行为。这也是我们要追寻悲剧为何发生的真正原因。如果他们关心这场灾难，却拒绝深入思考，同样的悲剧还会发生”。
与大川小学事件引发的反思相比，福岛核事故引发的讨论就更多了。
就在大地震发生三个月后，村上春树在一次获奖致辞中提及这次灾难，要求日本正视核事故，不能再允许灾难因追求“效率”和“便利”而发生。前面说到的坂本龙一也曾在反核游行中发表演讲，要求呼声得到政府的回应。
对于一个想要走出灾难的社会而言，这些要求真相和反思的声音不可或缺，它们能让灾难不成为单纯的一记阵痛，是能够真正让人做到“痛定思痛”的必需品。
与愤怒的抗议和暖心的安慰一样，这些往往不被列入政府灾后重建计划清单中的行动，却恰恰是真正推动人们在内心中走出灾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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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2019年度读书榜单 社科·纪实类第一名，“灾难新闻写作未来的经典”。
一旦发生不幸，有些社会的第一反应就是掩盖真相，对于这样的社会而言，《巨浪下的小学》是发人深省的一堂课。今年你再也不会读到比这本书更好的非虚构故事。——《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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