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肖尔：学而优则“使”

作者：刘柠

学而优则仕，听上去好像是儒家范儿的“传统”，其实并不为中国所专美，反而有些像是万国通例了。但历来“学而优则仕”者众，“学而优则（大）使”者，却似乎有限。不过，如此案例，说起来在中、美、日三国都不能算少。远例如抗战时期，胡适之出任中国驻美大使；近如著名政治学者、哈佛大学名誉教授，最早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奥巴马内阁时期，曾出任美驻日大使。而最广为人知的显例，非赖肖尔莫属。

少年时期的赖肖尔兄妹

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又译作赖世和，是当代美国日本研究的开拓者，对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1910年10月15日，出生于位于东京白金台的明治学院（即今明治学院大学）内的传教士宅邸，其父A·K·赖肖尔是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后创设了东京女子大学。赖肖尔16岁，才回到美国，后进入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欧柏林学院。大学时代，是一名自由主义底色的理想主义者，养成了对历史和国际问题的学术兴趣，写有论文《1860年代以前的日美关系》。1931年，大学毕业后的赖肖尔进入哈佛研究院，翌年获硕士学位。接着，入哈佛—燕京学社，跟随导师、哈燕社初代社长、远东语言系法籍俄裔教授叶理绥（Serge Elisseeff，1889—1975，日本名英利世夫）做东亚研究，并接受叶的建议，先后在法国、日本和中国留学，研究日、中等东亚国家的语言和历史。1937年，抗战爆发后，赖肖尔赴北京，在燕京大学学中文。1939年，以对圆仁法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获博士学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赖肖尔响应军方召唤，以少校军衔入伍（后升中校），在华盛顿郊外设立旨在培训胜任对日情报战的军事情报官的学校，那里的毕业生构成了战后美国日本研究的中心。1945年末，退役后的赖肖尔又应国务院之邀，进入外交咨询委员会下辖的远东小委员会，致力于战后对日政策的设计，对包括天皇制的存废和关于朝鲜半岛统一的对苏谈判计划等问题，都做过精准而不乏现实性的政策建言。

1946年，赖肖尔重返哈佛，任远东语言系副教授，其与汉学家费正清共同主持的东亚文明课程，备受师生欢迎。1948年，作为人文科学顾问团的一员，视察了处于联合国军占领下的日本，并与麦克阿瑟将军会谈。1949年10月，参加国务院圆桌会议，主张承认新中国。1955年，妻子阿德里安那·丹顿病逝，留下三个子女。翌年，赖肖尔与自己在东京美国人学校的学妹、明治元勋松方正义的孙女松方春结婚。同年，接替叶理绥，出任哈燕社第二任社长和远东语言系主任，学术生涯如日中天。

赖肖尔（后排右二）与肯尼迪总统（左前）、池田勇人首相（右前）在白宫（1961年）

1960年夏，作为美国顶尖的东亚问题学者再度访日，时值第一次“安保斗争”刚落幕。回国后，赖肖尔撰写了题为《与日本之间中断的对话》（Broken Dialogue）的论文，发表在《外交》（1960年10月号）杂志上。在文中，他呼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要只顾与日本政府和财界勾兑，对在野党、左右翼活动家及左翼知识人，不宜戴有色眼镜，应放宽视界，主动把握非主流人群的生活实态和他们所抱有的不满。其建设性的姿态受到了白宫的瞩目，乃至1961年3月，肯尼迪政权甫一成立，赖肖尔就被点将，任命为驻日特命全权大使。

1961年，赖肖尔在庆应义塾演讲。赖肖尔上任后极为注意与日本青年的交流对话

同年4月，赖肖尔走马上任。正如他所一贯主张的那样，赴任后，不仅与日政府和财界互动，也积极展开与反体制派、知识分子和学生，及宗教领袖和工会活动家的对话，甚至在舆论界挑起了一场关于“现代化”问题的旷日持久的论战：赖肖尔积极评价德川时代晚期思想的多样性和企业家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正面作用，提出了一个重新审视日本近代的新视角。政治上，则积极贯彻肯尼迪政权所强调的所谓美日“对等的伙伴关系”，演出了一幕在高度增长前期，高潮迭起的日美关系“蜜月”剧，在国际上被称为“肯尼迪—赖肖尔路线”。

《朝日新闻》对赖肖尔遇刺事件的报道

作为学者，赖肖尔始终有一种以知识消除误解，以自己的肉身为桥梁，促进美日两国相互理解的宏愿。大使任内，几乎走遍了日本的都道府县，力求发现那个神秘国度的“月球背面”。1964年3月24日，在美国大使馆门前，被一名精神异常的青年刺伤。幸而抢救及时，挽回了生命，却因输血而感染了丙型肝炎，坐下了困扰其后半生的病灶。赖肖尔不愧是谙熟东洋人情文化的真君子：在性命攸关的时刻，大使馆的美国人中间曾有过用直升机把其转移到横须贺美军基地海军医院去的建议，被赖肖尔力拒，“绝对不要。那既是对日本医师的失礼，也没有必要。”并最终选择了接受虎门医院两位日本医师抢救治疗的方案 。翌日，日本各大报纸上，刊登了脱险后的赖肖尔的手写笔迹：“我虽然生在日本，却并没有日本的血缘。可昨天，被输了大量日本人的血，现在我觉得自己已经是混血儿了。”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出院后，也曾有过辞职的考量，“但如果现在就卸任回国的话，更会让日本人感到事件的责任”，于是，他选择继续留任。

经抢救脱险后，病榻上的赖肖尔与夫人松方春

赖肖尔作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日本研究学界宗师级的学者，是当然的“知日派”，这自然不在话下。但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其与日本的交情恐怕还要更近一层，是“亲日派”大使。应该说，日本人的这种印象，也并非是毫无根据的一厢情愿。赖肖尔毕其一生，确实深爱日本。在出版于1965年的著作《美国与日本》（日文版译作《赖肖尔所见的日本》）中，他开宗明义，把“我们的邻邦日本”作为开篇头一章的标题。如此日本认识，如果考虑到太平洋之浩瀚，简直比中日间的“一衣带水”说更深情、更任性，也更痛切。

赖肖尔部分著作的中文版

1966年8月，赖肖尔结束大使任期，返回哈佛，重执教鞭。离任前夕，致电国务院，力主改善美中关系，并于1968年2月，将其受命起草的《对华政策备忘录》（亦称《赖肖尔备忘录》），呈送林登·约翰逊总统。1973年，哈佛大学日本研究所成立，启动资金100万美元来自日本基金会（Japan Foundation），受赠人是赖肖尔。1985年，该研究所更名为“赖世和日本研究所”。

1990年2月1日，赖肖尔因26年前输血时感染的肝炎所引起的并发症，于加州圣地亚哥去世，享年未及耄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按自己的意志，撤去了延命治疗装置，选择了有尊严的死。遵其遗嘱，骨灰由松方春夫人和子女撒在了日美间的太平洋海域。

殁后三十载，赖肖尔的肉身确实已化作无形的桥梁。

编辑：陈蕴青，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