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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事态下的日本:夕食难民、自炊警察和Uber地藏

一览扶桑·2021-10-01 09:00:00·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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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疫情已经在日本造成8万人失业,外卖餐饮配送员是其中一个难得的反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ID:sjcff2016),作者:库索(旅日作者,啃日剧日影为生,现居京都,不定期流窜于岛国各处),日本通经授权发布。除特别注明外,文中图片均由库索拍摄。

紧急事态下的日本:夕食难民、自炊警察和Uber地藏

(图源:每日新闻)

八月,京都发布了第四次紧急事态宣言。这是饮食店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意味着它们的营业时间又将缩短至晚上8点,生意大受影响,对居酒屋来说更是打击,它们虽也能按照饮食店同样的时间接客,但前提条件是禁止提供酒类。我熟悉的几家城中居酒屋,出于生存目的,有些改变了策略,开始贩卖午餐和下午茶,但也有完全不这么做的,索性连月关着门,有一家在卷帘门上贴了张白纸,上书:“不卖酒的居酒屋,还叫什么居酒屋?”

紧急事态下的日本:夕食难民、自炊警察和Uber地藏

一间居酒屋门口贴出的营业时间缩短告示

我有一阵子不光顾居酒屋了,但常常关注着它们的动态,知道店主的日子并不好过。难过的还有以居酒屋为土壤的食客们,前几日,一位相识的咖啡馆店主坐在一家熟悉的居酒屋——那家店疫情以来始终坚持开着门,客人消失了大半,也拿不到停业补贴,破天荒开始贩卖周边T恤,勉强度日——咖啡馆的熟人在Instagram上调侃一同与他前去居酒屋的友人,说他是“无处可去的夕食难民”。

“夕食难民”是随着疫情出现的一个新造语。“难民”并非真的难民,寓意一种尴尬处境。这个词的前身是多年前既有的“午餐难民”,指的是在办公楼林立的商务中心,每当到了午餐时间,各家饮食店门前全都排着长队,一些人无法在短短的午休时间吃得上饭。疫情来临,日本各地屡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饮食店只能营业到晚上8点,因此必须在7点半就截止点单,很晚才结束加班的社畜们无处可去,只能依靠便利店的便当和方便面草草解决晚餐——在电视新闻里,把遭遇这般困境的他们称为“夕食难民”。

紧急事态下的日本:夕食难民、自炊警察和Uber地藏

疫情期间的日本饮食店

今年年初,紧跟着“夕食难民”而登场的,是一群被称为“自炊警察”的网友。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对前者进行了猛烈的声讨,基本观点是:“不能出去吃饭就自己做啊!”《女性SEVEN》周刊前不久一篇关于这个话题的报道中,一位“自炊警察”是这么说的:“自己做饭,自己吃,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基本吗?把蔬菜切一切和肉炒一炒这种程度,连小学生都做得到。因为饮食店提前关门就抱怨和不满,只能说是被惯坏了,疫情已经这么严重了,还在外用餐根本就是不可理喻的事情,现在就是应该彻底实行自炊的时候!”

这样的言论一点也不让人意外,类似于“自炊警察”这样的“◯◯警察”,一直被日本人视为疫情中的人间怪状。在电视新闻中,出现过专门观察周围的人有没有戴口罩、遇到没戴口罩的人立刻大声呵斥的“口罩警察”,也出现过看到小孩在公园聚集玩耍便向派出所报警、看到居酒屋或喫茶店没有停止营业就会贴上抗议纸条的“自肃警察”……电视里的评论家对这种相互监视的流行表达了担忧的心声,发展到勒令“夕食难民”自己在家做饭的“自炊警察”,他们对愈发狭隘的社会宽容度更加不安了,认为这是一种缺乏同理心的粗暴言论:只要稍加观察就会发现,在“夕食难民”的背后,其实隐藏着都市通勤族的一种居住现状的困境。

由于房租高昂,居住在都市中心尤其是东京首都圈中心的年轻上班族,大多数只能租住得起一个单间,这样的房间不可能附带厨房,摆放不下容纳大量食材的冰箱,也不会有放置烹饪用具和食器的空间。拥有厨房的上班族们,就要稍微住得远一些,居住在东京近郊、单程需要一小时通勤的上班族不在少数,当他们在晚上8点下班,回到家做完饭已经是晚上10点以后的事情了——真正沦为“夕食难民”的是这样一群人,公司附近的饮食店和居酒屋原本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支柱。在早间新闻里,我还看到过一些更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例如一位长途货车司机,经过长时间的驾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很想吃一顿热腾腾的饭菜来慰藉疲惫的身心,但停车场附近所有的饮食店都按照规定在8点关了门,唯一开着的门的只有便利店,连续好几天,他都心情郁闷地吃着从那里买来的便当。

紧急事态下的日本:夕食难民、自炊警察和Uber地藏

第四次紧急事态期间,很多酒吧和居酒屋都贴上了临时休业告示

这已经是半年前的新闻了。从冬天到夏天,紧急事态宣言又发布了好几次,当“夕食难民”这个词语再度出现在我视野里时,我好奇地上网搜索了一下他们的生活是否发生了变化。果然有不少人发现了商机:东京有家炸鸡专卖店推出了一个“夕食难民救济计划”,只要电话进行预约,晚上8点以后也提供外卖服务;神户一家车站便当专卖店也推出了“夕食难民应援活动”,将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9点,且7点之后全店大打折;一家全国连锁的中华料理店,店内营业在8点结束,此后一直到10点都提供外卖,外卖便当里的炸鸡免费从4个增加到了8个;名古屋一些饺子专门店,纷纷在门前设置了冷冻饺子的自动贩卖机,24小时可购入,回家只需短短几分钟,就能完成一份煎饺……最新的一条消息是在8月,东京自由之丘出现了一台“365天24小时提供全国名拉面”的冷冻拉面自动贩卖机,直接表示就是针对“工作晚归的夕食难民”,这些冷冻拉面只要经过开水冲泡便可食用,最先上架的5款分别来自东京、大阪、群马等地的五家名店开发,甚至有一家米其林拉面店加入了其中。百货公司的地下熟食市场原本是上班族的一大晚餐解决方案,如今营业时间也一同缩短,千叶县一间开在车站旁的高岛屋,听取了很多前往东京通勤的上班族关于晚饭困扰的意见,最近开始在晚上7点半关门之后也提供蛋包饭和寿喜烧便当等20多种熟食的外卖,但需要当天下午3点前在网站上进行预约。

紧急事态下的日本:夕食难民、自炊警察和Uber地藏

紧急事态宣言解除期间,居酒屋可以营业到晚上9点

种种做法,与其说是拯救“夕食难民”,某种程度上也是饮食行业的自救手段。不断有公开数据显示:那些24小时营业的便当店,在紧急事态期间,晚上8点后的营业额比平时增加了一半;那些进行食品宅配送的公司,例如石锅盖饭和豆乳锅之类配套的简单烹饪食品,紧急事态下也增加了平时1/3的订单量。

数据显示,新冠疫情已经在日本造成8万人失业,外卖餐饮配送员是其中一个难得的反例。除了Uber Eats在2016年已经来到,中国的DiDi Food,芬兰的Wolt、德国的foodpanda、韩国的FOODNEKO以及美国的DoorDash都是在疫情中才进入的日本市场,再加上日本本土模式的出前馆,据称在疫情中,它们配送员共计超过了20万人。日本的外卖行业过去十分不发达,从前除了一些高级寿司店和鳗鱼饭店,可以打电话预约送餐上门,基本上没有人每天食用随叫随到的外卖服务,餐饮店也不太愿意加盟:Uber Eats是在2016年9月进入日本的,当时也仅限于东京范围内的150家餐饮店,直到2018年它才进入大阪和京都,当时我有一些生活在大阪的中国友人们,已经开始尝试在使用了,我在京都试过几次,数量十分有限,寥寥几家,可以选择的只有附近的吉野家或者麦当劳之类的快餐连锁店。后来也渐渐得知了外卖软件在日本的困境:保守的店主们最担心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在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了意外,很难确定该由谁来负责,尤其是京都的料理店,食物的品质是和空间与服务一体的,外卖不能实现他们对最高品质料理的追求。不愿涉足外卖世界的餐饮业者,许多在疫情刚发生时还照旧勉强支撑着,一年过去了,外卖软件却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也可以说,是疫情让Uber Eats在日本活下来了:仅在2020年,它就一口气进军了日本23道府县,在2019年全国还只有1万多家加盟店铺,到了2021年5月,这个数字就已经突破10万——这是它在日本的第五年,日本47个都道府县,它已经攻占了40个。

紧急事态下的日本:夕食难民、自炊警察和Uber地藏

一些Uber Eats加盟店铺在门上贴有醒目标识

最近走在京都的街上,已经无法忽视那个印着白绿色“Uber Eats”的黑色大箱子的存在了,它们总是从身边一闪而过,有时候被搁在餐饮店门外,旁边蹲着一位配送员,低头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手机,等待着“滴”的一声,订单从天而降。这样的风景太过常见,日本人认为他们看起来很像街区里地藏菩萨,给取了个外号叫“Uber地藏”。和国内那种争分夺秒的状况不太一样,我在京都的街头遇到过好几次骑着自行车的配送人员,毫不急躁地等待着红绿灯,有一次我甚至听到他们悠哉地听着广播节目。但这只不过是我的美好幻觉,没有浪漫的配送人员生活。现实里正在发生的是:配送员越来越多,人均收入越来越少,逐渐减少到时薪不到1000日元的水准,还不如在便利店里打工的收银员,尽管如此,很多人仍要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休息日只有正月里的3天,当然是不可能有保险和福利保障的。成为Uber Eats的配送员很简单,只要年满18岁,在系统里简单注册即可,近来各地渐渐都发现了一些非法滞留的东南亚人,或许是签证到期,或许是从严酷的技能实习机构逃出来,利用同国籍朋友的身份证明书进行注册后,靠着配送员的收入继续在日本生活。这样的案例多了,又有另一群人受到了牵连:滞留在日本的东南亚留学生,拥有合法打工身份,但他们聚集在餐饮店前等待订单时,难免会遭到附近居民的投诉。

紧急事态下的日本:夕食难民、自炊警察和Uber地藏

街中Uber Eats配送者的身影

我家附近的几家中华料理店,为了节省成本,不太使用第三方软件,他们配置了自己的外卖配送员,都是周边大学来打工的中国留学生。这些没有经过日本人口味改造的中华料理店,店主的日语水平十分有限,顾客也以中国留学生和在日工作的华人为主,并不需要吸引小圈子之外的客人,各家都拉了微信群,客人们在群里点单,从中午11点到晚上11点,各处都能送到。它们的菜单也越来越“接地气”,烤鱼羊肉串麻辣香锅羊蝎子串串冒菜渐渐都有了,有时候还会卖一些辣条和螺蛳粉之类的中国特产,也能和外卖一起点单。

紧急事态下的日本:夕食难民、自炊警察和Uber地藏

京都的中华物产店

要说在疫情中发展得最迅猛的,还是这条街上的一家中华物产店,它原本种类十分有限,不过是一些袋装的康师傅方便面,鸡精料酒蚝油糟卤黄豆酱之类,发展到最近,各种淘宝网红的速食粉面一应俱全,李子柒藕粉、卫龙魔芋筋、海底捞自嗨锅,还有冷冻的葱油饼、生煎包和油条,价格虽然贵出许多,但省了转运的费用和劳力,因此颇受欢迎。端午的时候,这家店甚至还卖起了粽叶和糯米,不久后又和附近的农家合作,经常能买到日本市面上见不到踪影的蒜苗莴笋茭白茴香和豇豆之类,时令季节出现的香椿、杨梅和荔枝之类,说是从台湾或者泰国进口的。前些日子再去,发现不仅是中国人,也多了许多猎奇的外国人身影,他们对周黑鸭的鸭脖和鸭锁骨产生了强烈兴趣,我好奇地跟店主闲扯:周黑鸭也能出口日本吗?结果当然不是真正的周黑鸭,只是一些仿制品,说市内有好几家中国人在做,她正在比较哪一家味道更好。就是这家个人经营的中华物产店,在疫情之间迅速扩张,又在京都中心地带开了分店,也拖了几个大群,终日在群里广告,又到了什么新品,可以送货上门,这几天主推的是月饼,广式苏式京式稻香村功德林各种都有,不知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花样。这家店常令我感到恍惚:疫情确实让世界封闭了,但在这样的封闭中,我藉由它在异乡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被填补了些许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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