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蒋方舟，原标题：《和青春期迎头撞上，才是东京最文艺的事》，日本通经授权发布。
东京才是最文艺的城市。它的文艺有种烟火气，但我偏偏喜欢这种烟火气。在东京，你会邂逅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村上春树。
东京是我心目中最文艺的城市。
结论不是我第一眼得出的。第一次去日本，喜欢京都，古寺、和服、和伞，很容易就生出“在日本寻找中国古典”的肤浅感慨，那时候觉得东京就是国际化大都市，自动化程度之高如同未来之城，没什么看头。
去年年底到今年，我在东京待了几个月，惊觉东京才是最文艺的城市。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是坐地铁时，抬头看到车厢里预防肺结核的公益广告，不是画着血淋淋、黑黢黢的人体器官，而是樋口一叶、远藤周作、石川啄木等明治时代死于结核病的文人，把结核病渲染得浪漫如忧郁症。那时就发现，东京不只是高科技和二次元。
东京的文艺有种烟火气，浪漫的肺结核广告旁边就是八卦杂志夹杂着“惊爆”“不伦”字眼的封面海报，毫无过渡。东京的地皮寸土寸金，连空气也寸土寸金，没有一块区域被专门隔离起来给文艺青年沉溺。
但我偏偏喜欢这种烟火气。我总觉得作家的标准像是张爱玲在冬天的上午拿着网袋去买菜，在去小菜场的路上看见一片梧桐叶落下；而不是海明威在哈瓦那的庄园隔绝独立，眺望着海奋笔疾书。
京都虽美，但看久了总觉得是盆栽一样的假景，对着高台寺的枯山水枯坐半小时就开始心神不宁，想掏出手机看新闻。还是东京好，地铁到站，潮水一样涌出、投入生生灭灭每一天的上班族自有嘈杂的诗意。
我喜欢的日本作家不太多，很多作家故居现在是私人住宅，也没办法去参观，在东京待的几个月只专门去看过与两个作家相关的展览。看完当天就写了日记，仓促地如实记录如下。
川端康成：他当然热爱艺术和风物之美，但最能激起激情的，还是易变的、脆弱的少女的美。
去东京站的美术馆看了川端康成的展览。东京站修建于一百多年前，赭石色的建筑，西洋风格，高而宏伟，有点不真实，像是拍年代戏而搭起来的戏台。据说二楼有宾馆，只能看见白色的窗帘摇曳，似乎上世纪电影里的故事正在发生。
川端康成的展览一共有三层。从第三层开始，第一部分是他收藏的现代艺术品，其中有一幅草间弥生作品——我不大喜欢草间弥生，我总觉得个人特征过强的艺术家是在取悦观众，让他们觉得“这位姐姐我认得”。
但川端康成收藏的那一幅很不草间弥生，叫《不知火》，黑色画布上一团红色的火焰，其中有小小的虫子的形状，有冲击力。
我最喜欢的一幅是画家べル·串田（本名串田岩彦）的《神と共に》，抽象画，深浅不一的绿色中依稀见到线条勾勒出的大门，门上雕花图案复杂，下面是台阶，有两只蝴蝶正往门里飞去。我看时不知道这幅画的名字，觉得它受但丁《神曲》启发，画了一处危险而神秘的地方，一进去就会摄了你的魂魄。
串田是藤田嗣治（那个酷爱抱着猫的旅法画家）的学生。川端康成在他的画展上看到这幅画，很喜欢，可惜是非卖品。后来川端康成得了诺贝尔奖，串田就把这幅画作为礼物送给了他。
其他藏品中，最多的就是东山魁夷的画，东山的很多画成了川端的书的封面。我青春期初看时欣赏不了景物画，觉得每一张都像摄影家协会会员拍的九寨沟，现在能够理解它的美感：中和了宋元水墨画和西洋画，成为外来文明交汇的终点。
第三层的展览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川端康成的初恋。他20岁的时候，爱上了一个13岁的咖啡厅女招待，叫伊藤初代。从照片上看，是一个清秀瘦弱的姑娘，伶仃得像小鸡一样。展览展出了她和川端康成之间的通信，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就确定了婚约。但是，在第六七封信的时候，伊藤初代忽然用很潦草的字迹告诉川端康成：“以后不要再给我写信了！”
之后的信上，伊藤初代说，因为一件“非常”的事情，她要毁掉婚约。但她不能说到底是什么“非常”的事情，只希望川端康成当作自己没有出现过。接下来的一封信，她反悔了之前的说法；再后一封信，又变得决绝。
展览还展出了川端康成一封没有寄出的情书，他非常痛苦，写道：“想你，想你，见不到你我做不了任何事情。”不知道这封情书为什么没有寄出去；如果寄出去，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几年之后，川端康成娶了松林秀子，一个看起来很强壮的女人。从川端得诺奖后和妻子的合影来看，他妻子的体形有他的两个大。他的小说里没有以他妻子为原型的女性角色。
第二层展出的，一部分是川端康成和友人的通信。其中之一是横光利一，一个极度贫困的作家。川端康成写过，自己和他一起散步，走到一半，横光利一羞涩地说：“我也想成为畅销书作家。”因为朋友们都写出了畅销书。川端康成为此非常难过。
另一部分，是川端康成收藏的古代艺术品。他喜欢人像，藏品中年代最古的是古坟时代的一尊女人像，浅浅的洞作为眼睛和嘴，乳房少了一个，越发显得朴拙可爱。
有一张照片，描述的就是川端康成用充满爱与喜悦的眼神，望着这尊雕塑。川端康成平时的眼神是很紧张的，这次展览中放映的一部记录他生活状态的纪录片，拍摄他写作与散步的样子，导演拙劣地在镜头后面命令他：“老师，现在可以站起来了。向前走……”可以看到，川端康成的眼神有种呆滞的抗拒，隐藏着不安。但他在面对风物的时候，眼神却非常温柔、松弛。
我最爱的他的收藏品，是一尊阿富汗的女性佛像。那才真是“蒙娜丽莎”，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低眉含笑，从没见过那么美的嘴唇，丰润而漫不经心地微微翘起。
展览的结束也很有意思，用的是川端康成和吉永小百合的合照。当时的吉永小百合还是少女，正在演川端作品改编的《伊豆的舞女》吧。两人并肩坐在片场，吉永小百合低头笑着，头微微偏离川端的方向，川端则目视前方，害羞地压抑着自己的笑容。旁边的解说写着：“川端康成先生是不太笑的，那段时间却经常笑。”
我看过好几张川端康成和少女的合影，有被无名的和服少女们环绕的，有和我心目中梳光溜溜的发髻最好看的女星岩下志麻的。每张照片中，他都呈现出发自内心的喜悦。
展览以川端康成的初恋少女作为开始，以他晚年和少女并肩的照片作为结束，其中温柔而幽默的暗示不言而喻：他当然热爱艺术和风物之美，但最能激起激情的，还是易变的、脆弱的少女的美。
三岛由纪夫：把每篇作品都当作遗作来写，恐怕也把每次欢笑当作最后一次狂欢。
我的日本记者朋友带我去看了三岛由纪夫文学馆。文学馆位于富士山脚下的山中湖。
早上的天气非常好，能够清楚地看见富士山。山中有雪，有一片寂静的树海，看起来非常像情侣会结伴殉情的地方。三岛由纪夫的纪念馆就在一片下过雪的森林中，黄色的三层建筑，每一层都不大。
记者朋友提前向纪念馆做了申请，申请看三岛由纪夫的原稿。原稿在三楼的图书馆里，工作人员提供了《潮骚》的原稿复印件和《潮骚》的后记原稿。
看不懂日文，只能读懂大概。在后记里，他说要写一部“牧歌”式的作品，创造出一部违反道德的小说，一部“作者不在场”的小说。这是三岛由纪夫的世外桃源。
我看了三岛由纪夫的原稿，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稿件非常整齐，几乎没有修改。后来参观了博物馆，知道他在稿纸上写作之前要写很多笔记——似乎鲍勃·迪伦也是如此，写一首歌需要记50页的笔记。能够做出这样完整作品的人才是艺术家。
纪念馆里再现了三岛由纪夫的书房，很整洁。三岛由纪夫似乎很喜欢动物元素，有一个鳄鱼的摆件，还有一个黑蜥蜴的镇纸。
还有三岛由纪夫从小到大的照片。他在童年时，过于端正的脸上就是比同龄人成熟得多的表情，直勾勾地看着镜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成绩异常优异，毕业后进入大藏省的财务部工作，他那时似乎有轻微的抑郁症，反抗地看着镜头。
开始写作之后，在他和艺术家交往的照片中，他显得松弛多了，像是一下子获得了解放。无论是喝酒唱歌的还是扮成女装演戏的，看起来都兴奋得放肆。
去年年底，我看了歌舞伎表演《妹背山妇女庭训》。男旦坂东玉三郎饰演一个少女，我坐在第三排，他的一颦一笑看得清清楚楚。尽管坂东玉三郎已经是个65岁的老伯伯，但身段、表情实在太娇俏，我作为一个女性看到他雪白的裸足都会心跳。
三岛由纪夫看过坂东玉三郎的首次演出，当时坂东演的是同样的剧目、同样的角色，三岛由纪夫感慨他是“从天而降的象牙精雕的花旦，反时代的魅惑”。那时候的坂东应该还不到二十岁，那种天真而可怜的风韵只能去想象了。
我看完演出回家，重看了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旦角》，小说里的“我”忘情地看着舞台上的男旦温柔、婀娜、优雅、纤细以及集种种女性魅力于一身的舞台身姿。三岛写作时，脑海里涌现的一定是坂东玉三郎光芒万丈的女形吧。
三岛由纪夫欢笑的照片旁边，是他和太太的合影，和太太在一起的他又恢复了公务员般的表情，反差巨大。三岛由纪夫把每篇作品都当作遗作来写，恐怕也把每次欢笑当作最后一次狂欢吧。
村上春树：在都电荒川线，邂逅《挪威的森林》。
在东京的前四个月，我住在离皇居很近的招待所里，每天晚上去皇居跑步。那里是日本的跑步圣地，绕一圈刚好5公里，沿途有树有水，还有租给游客跑步装备的店。我听说村上春树总在那里跑步，所以跑步时会留心周围。倒是发现很多身材矮小敦实、发际线略微上移的中年男性，估计村上春树迎面跑来，我都认不出来。
后来听说村上春树现在都在瑞士的高级酒店里写作，才断了偶遇的念想。
在东京的后四个月，我住在山手线沿线大塚站附近的一个小小公寓。大塚站是庶民区，周围环境破旧，有很多拉面店和便宜的风俗店，平房挤挤挨挨，让人很担心若是地震，此地一定很危险。
有一趟电车横穿这个区域，只有一节粉红色的车厢，速度非常慢，慢得拖住了整个城市的后腿。这趟电车叫都电荒川线，是东京仅存的路面电车线，行驶的时候会发出“diang diang”的声音。
我总坐这个电车去更便宜、更破的站买日用品，驶进一片鳞次栉比的人情味里。坐在车上的感觉十分熟悉，仿佛在文学作品中读到过。后来搜到《挪威的森林》男主角也坐过这节车厢：
“电车紧贴着一家家的屋檐外行进，有一家的晒衣阳台上一连排列着十个番茄盆栽，在那旁边一只大黑猫正在晒太阳。还可以看见小孩子们在庭院里吹肥皂泡泡，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石田塬美的歌，甚至还飘着咖啡的香味。电车像缝合着如此亲密的后街般滑溜溜地跑着。”
而我每天步行都要经过的大塚站商业步行街，则是绿子家“小林书店”的所在地，那家昏暗的小小书店，卖得最好的是低俗的色情杂志。
这种邂逅非常美妙，似乎比刻意去找作者的创作发源地或故居有意思。尤其是在忘了自己追寻的目的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原来它就在那里”。
我少女时期和所有少女一样，都迷恋日本最后一个少年柏原崇，把他在《情书》里靠着窗户读书的照片设为电脑屏幕。后来经过漫长的审美混乱期，就逐渐淡忘了他。
初春的一个下午，我在东京的咖啡厅写东西，忽然发现斜对角正在看书的客人就是柏原崇，留了小胡子，虽然还是清秀，但已经不是少年的样子了。我认清之后，就不敢抬头再看。
和自己的青春期迎头撞上，这才是发生在东京最文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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