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的日本“国家卖春机关”

（在为外国人服务的国家娼妓）

日本内务省给这些女性的名称是——“特别挺身队员”，根据记载，当时免费为她们“开展服务”提供的标准配给用品，有床、被、枕头、睡衣、长裙、洗漱用具、食物、卫生纸，以及原日本军内使用的，被称作“冲锋一号”的避孕套。

事实上，这些女性的命运也十分悲惨。

比如最早开设的小町园慰安所，原定本来是在9月2日开业，但是，8月28日，一批美国兵就冲进这里，痛打服务员，强奸了在那里的全部慰安女。日方记载，其中半数的慰安女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其时的恐怖惊慌，恍如地狱之门开启。

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比如横滨的互乐庄，原计划9月1日开业。前一天晚上，却闯来100人以上的黑人士兵，用卡宾枪胁迫，将其内的14名慰安女轮奸，惨叫呼号彻夜，日本警察不敢过问，天明时候来看，三名男性职员都被打成重伤，半死的慰安女们带着皮靴的泥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尽管如此，慰安所依然如期开业，而开业第二天，曾被黑人士兵强奸的一名慰安女，看到来的客人是黑人而恐惧逃窜，被美国士兵当场掐死，这个美国士兵因为行为狂暴被美军宪兵击毙。这些，事后日本新闻界按照占领军总部的命令，都不予报道。

即便“正常”营业的慰安所，其情景也非常人所能接受。平冈敬一曾经采访过一个化名“玛丽”，在小町园慰安所作过慰安女的女子，她说：“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55人。悲，或者情，这些属于人的感觉，再也没有了。”“小町园的慰安女，最初是30人，只有半数能够做到三个月，随后就补充来了100名新的慰安女，牺牲者不断地出现。”

不知道这里的“牺牲”指的是不是不能再坚持而离去，但在那里呆过的女性，身心的伤害可想而知。

肯定有些“牺牲”是有特别含义的。RAA的情报课长镝木清一回忆：“有些是年轻的女孩子，对异性根本没有什么认识，遭到忽然白人忽然黑人的轮番蹂躏，很是可怜。有个在三井银行工作过的女孩子，第一个客人是个黑人，第二天就从电车上跳下去死了。但是，当时这种事必须保密的，我们只好把她秘密埋葬了。因为她们，是不是多少其他的日本女性得到了平安？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

日本慰安所的配给物品里面，很快就增加了油膏和消炎药物。但是，对于美国兵的“乱暴”，日本警察遇到情况，也只是要求慰安女“尽量配合忍耐”，他们当然不会管，因为整个RAA的业务，就是国家行为。上面提到的土浦警察署长，甚至把警察宿舍拿出来充当慰安所。

在慰安女们“为了国家”，“努力奉公”的时候，日本上层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密令避免以下家庭的女性卷入慰安行为——皇族、华族、公族、财阀，换句话说就是让下层女性的“慰安”来保卫上层家族的贞操。另一方面，原来叫嚣战争最强烈狂妄的日本右翼，又急忙地积极投入到RAA的事业中，从中大肆渔利，比如原赤诚会重要干部菱谷敏夫，国粹同盟的重要干部冈田太三郎，无一不利用此机会“每日奔忙”大发横财。美国兵享受性服务的价钱差不多是一个人100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平均月工资的两倍，根据合同慰安女是配给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落入了这些右翼财阀的腰包。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还是世界有名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人们却不知他们的“善款”上，沾满了慰安女的血泪。

日本的黑暗一面，就是这样清晰，无论战前，还是战后。

但是，这个“兴旺”的事业，却在1946年遭到了腰斩的命运。

原因，是在小小的避孕套上。

尽管日本的“慰安所”配备了避孕套，但美国兵使用的却寥寥无几，而占领军的淫威又无法抗拒，结果，造成了RAA慰安所中性病的盛行。RAA的慰安女中，有性病的超过了90%。

这引发了大洋彼岸美军的妻子、亲人们一片抗议之声。尤其是有记者深入日本的慰安所，将其内情拍摄，带回美国发表，更引发轩然大波。正在从事人权活动的罗斯福夫人为此愤然质问麦克阿瑟——“我们合众国的小伙子们，就是公然在日本妓院这样出入得脏病的么？你这个司令对此很自豪么？”美国舆论对此抨击日烈。

尴尬的麦克阿瑟不得不作出决定。1946年3月10日，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26日，日本政府下令各地警察署遵照执行，并谢绝美军官兵继续访问慰安设施。

日本政府随即下令遣散慰安女，55000名慰安女，带着满身的疮痍，没有任何补偿就被赶到了街上。

这些慰安女中，很多继续从事色情行业，或在RAA经营的“茶舍”“咖啡厅”“酒吧”等地为美军服务，成为被美军称作“潘潘”(PANPAN)的暗娼(美日间的默契，以暗娼代替公娼，继续慰安服务，实际上RAA要到四年以后才正式宣告终止)；或者为美军包养，称为“安丽”(英语“Only”的日文发音)。

没有了和慰安所的合同强制，依然去做同样的事情，是这些慰安女下贱道德沦丧么？也不全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由于从事这种职业，又多半身染疾病，慰安女已经难以为原来的环境所接受，而且，她们在皮肉生涯中少少的积蓄，又因为日本政府在同一时间进行了“存款冻结”政策而化为乌有——“存款冻结”是日本当时为了解决物资缺乏，并进行新旧币制更换实施的政策，所有5日元以上的货币，都要存入银行而且冻结，等待新币流通后才能使用，这一冻结，就是两年半，到解冻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其价值已经只有存入的1/4。冻结存款，使慰安女们顿时陷入衣食无着的绝境，她们唯一的生计，也就只有继续从事皮肉生意了。

这里面，“潘潘”的命运更为凄惨，她们的典型形象是站在街上，抹着很重的口红，穿着美军仓库里出来的布料做的连衣裙，必须随时随地满足美军的要求，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当时有民歌这样唱道：“喝醉了的美国兵和潘潘，在公园的野草上就作那种事，像狗一样——三个，五个，十个的孩子，学着美国兵扭屁股——美国兵笑，潘潘也笑，——小孩子的石头砸过来了。”

“安丽”要好一些，甚至警察也因为她们是美国兵的“准夫人”而多加照顾。然而，她们的命运最终多是作了弃妇。美国兵们回国的时候，对“安丽”没有任何义务，包括他们的孩子。日本电影《人证》就描述过这样的例子，其中的《草帽歌》和母亲为了掩饰做过“安丽”而杀死自己混血儿子的情节，或许还有读者记得。

随着美国对日本占领的结束和日本的经济腾飞，这段历史已经被渐渐掩埋。然而，在日本，依然有富良知的人在不断地提醒着——五十年了，日本政府从没有给过RAA的“安丽”、“潘潘”们一个交待，更不要说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