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们一起留学日本

1983年，中国的150名研究生赴日留学，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选派的第二批赴日留学生。30年，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实现了振兴崛起的梦想，全球化给了中国更大的舞台。30年前，他们曾一起留学日本，30年后，他们在中国和世界的各个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身兼何职，他们心中永远不忘的是养育自己的祖国和教诲自己的师长。他们在纪念留学30周年之际，回顾了那段意气风发的岁月，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负笈东瀛的追忆

――写在赴日留学30周年之际

作者：林家彬

时光飞逝，虽然感觉还没有干出多少事情来，却已经到了该写回忆文章的时候了。但是毕竟当年的留日，既是自己人生道路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阶段，也大体上确定了之后的人生发展方向。因此，在纪念我们这批人赴日留学30周年之际，还是非常有必要留下一些记忆文字的。

大连培训――赴日留学的史前史

1983年3月，由国家教委公派赴日留学的150人集中到设在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出国人员培训部，进行为期半年的日语培训。其中，原来一外为日语的编在一班和二班，一外为英语的编在三至七班。我被分在一班，指导我们进行日语学习的日方教师是大名鼎鼎的语言学家吉田金彦教授，中方教师兼班主任是大连外院的美女教师陶俊葆。后来还开设了二外英语课，以及少量由日本教师讲授的如高等数学、物理之类的专业基础课。

在大连外院的半年学习生活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与大学期间相比，课业负担相对较轻，也没有什么压力，有较多的时间可以花在业余爱好上面。我在清华期间一直从事田径训练，担任了3年的全能队队长，到了大连之后除了自己坚持训练之外，也有不少机会和同学们中的篮球爱好者一起活动。由于大连外院规模较小，体育人才相对较少，我们这些外来的运动好手得以大显身手。我在大连外院的校运会上参加了百米、四百米、跳远、标枪四个项目，获得四百米冠军、跳远亚军、百米季军。百米预赛时获得第一，在全体培训部同学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中冲线的感觉至今难以忘怀。后来还代表大连外院征战了大连市高校运动会，参加了4x100米接力和撑杆跳高两个项目，并在撑杆跳高项目上拿到名次。随便玩玩的篮球，也由于投篮比较准而得以玩了回票，和丘华、冼幸夫两位原来各自大学的校队成员一起，成为“雇佣军”替大连外院打了几场大连市高校的联赛。

1983年的时候，国人的生活水准还没有太多的提高，从大连外院食堂的伙食上就可见一斑。入学时是春季，根本见不到青菜，吃得最多的菜是土豆和海带。实在吃腻了就到学校附近的小餐馆吃上一回饺子，自己改善一下生活。

在后半学期的一段时间，曾经每周都有一次日语测验。后来培训部方面突然宣布，以此前的一次测验成绩作为标准，决定谁有资格享受日本文部省的奖学金。由于这一做法简单粗暴、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引发了许多同学的不满。虽经多方反映，但也无济于事。我自己在这次测验中本来成绩也是不错的，却由于老师的算术错误被拉到了分数线之下，这样明显的“冤案”居然也无法得到改正。不过后来想想，对培训部方面的做法也不是不能理解：如果给我改正的话，那势必要从已经公布了的名单中拉下一位来，那也许又将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虽然在大连外院只有短短半年的时间，但对于处于爱情饥渴期的年轻学子来说却足以发生很多的故事。我们一班的徐朝龙原是四川大学排球队的队员，风流倜傥又拉得一手好小提琴，受到大连外院女生的重点关注。晚自习的时候经常会见到徐朝龙等人被几个女生围着在教室外面聊天。但真正修成正果的却是我们班比较低调的朱鸿民，他的夫人李光华就是当时大外的高年级学生。

受教于严师

1983年10月8日，我们这批人乘坐一架伊尔62包机前往东京。这大概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女飞行”。到达东京成田机场之后，使馆教育处已经安排好了接机人员，带领大家分赴不同的目的地。两名从本科开始就进入东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顾犇和刘杰）带领我们十几位将要进入东京大学的同学乘大巴奔赴位于文京区的日中友好会馆后乐寮。大巴进入市区时夜幕已经降下，大街上的车水马龙和两侧的霓虹闪烁与当时的北京相比有很大的反差，给我们留下了对这个发达工业国的第一印象。

接下来的两天里，后乐寮的两位日本工作人员（铃木和龟山）带领我们办理诸如“住民登录”之类的各种手续，到东京大学教务处报到，熟悉上学的路线和周边的生活环境等。他们的工作热情细致、一丝不苟，我们不仅暗暗嘀咕：他们要是到了中国肯定都是劳动模范。他们的行动让我们一到日本马上就见识到了日本人的敬业精神。

然后是自己到导师的研究室去拜见。去的时候导师刚好不在，先和研究室的几个日本学生攀谈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导师中村英夫教授回来了，被引见了之后他便问那几个日本学生:“他的日语怎么样？”日本学生们回答：“完美（完璧）！”当下和导师及他手下的副教授、讲师在一起聊了一会儿，导师指定了一位硕士二年级的日本学生做我的辅导（tutor），入门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大概只过了一个多星期，就赶上东大工学部开教工运动会，留学生也可以参加。我自告奋勇出战，替土木工学科跑瑞典式接力的最后一棒。接棒时我队位居第二，距第一有大约十米左右的差距。我凭着在清华全能队多年训练打下的底子，轻松实现了大逆转，为土木工学科捧回了优胜奖杯，也成为当晚学科庆功会上的话题人物。我的导师不禁笑言：“林君刚来就成了明星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于导师中村教授的了解也逐渐多了起来。当时土木工学科的日本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教岩石力学的石原教授是“严格的老师”，而中村教授是“可怕的老师”，大概是由于中村教授经常会发雷霆之怒吧。还有人私底下说他是“瞬间燃气热水器”，这是更形象地形容他的易怒。我在他的手下5年半，亲身领教过一次。那是一次我向他汇报论文进展的时候，他对我使用的一个概念进行了质疑。我争辩了两句，没料到他把桌子一拍：“连这都不懂，别在这儿读了，回国去吧！”我灰溜溜地离开他的办公室，心里好一阵子沮丧。好在没过多久，他就从外面打电话回来，约我一起吃饭。当然，吃饭的目的是要安慰一下我那受伤的心。

中村老师虽然在学术上极为严格，但却是个热心肠的人。他对门下生能帮忙的地方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每年到了毕业生找工作的季节，中村老师都会亲自打电话、找关系，让门下生都能有比较满意的去处。我自己更是在生活上得到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安排我在研究室做一些抄写和打字之类的工作，通过这种方式给我一些报酬，以便让我在经济上能够稍微宽裕一点。他的个头和我差不多，时常会拿来两件衣服对我说：“这衣服我穿不下了，给你穿吧！”逢年过节的时候经常会邀请我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到他家里做客，师母就会张罗一大桌典型的日本家庭饭菜招待我们，让我们在异乡也能体验家庭的温馨。每年一度的土木学会年会以及土木规划学学会，他都尽可能让我一起去参加，一方面这是结识学界同行、了解学界动态的好机会，另一方面也借机游览了日本的许多地方。

中村教授由于其学术上的威望和人格上的魅力，将门下生紧密地聚合在其周围，形成了庞大的“中村家族”。每年年底研究室的“忘年会”，历届毕业生都踊跃参加，研究室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而且，中村教授还牵头发起了东京地区六所大学的土木规划学专业的研究室间的棒球对抗赛，每年的春季用一个周末，在郊外借一个棒球场，大家在一起玩儿上一整天，既放松了心情，也增进了同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

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选题都是中村教授精心帮我选定的。当时，运用计量模型对土地利用和交通的关系进行分析是我所在专业的热门研究方向，我也曾试图在这个方向进行选题。但中村教授认为，“应当学习一些对中国更有用处的东西”。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高速公路对沿线地区所带来的影响之分析”，博士论文题目是“地区差距及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国土政策之研究”，为我回国以后从事地区政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研究生期间，中村教授还非常注重给我创造各种各样的学习和实践机会。1984、85年间，他主持一项建设省委托课题“公路建设的区域开发效果”，我是课题组中唯一一名学生身份的人。我在中村教授指导下为这个课题撰写的报告“对公路建设效果之认识的变迁”不仅成为我硕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得以与导师联名在杂志上发表。

后乐寮时代的生活

我从到东京开始就住进后乐寮，一直到因为爱人来日本而搬出为止，在后乐寮整整住了5年时间。前面的两年是在老后乐寮，据说当时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比较破旧。有一次碰上震度为3的地震整个楼就咔咔乱响。但房费极其便宜，每月只要三千日元。而且在老后乐寮很好地体验了“居民自治”，寮的管理是由全体寮生推选出来的寮生委员会负责，每个周末大家会根据寮生委员会的安排全员参与打扫卫生。每年会安排一次春游或秋游，我第一次到箱根和京都都是参加后乐寮的集体活动去的。

老后乐寮的地下室有浴室、乒乓球台和一架风琴，晚上通常地下室会比较热闹。新后乐寮建成之后我们随即搬了进去，条件改善了许多，房费变为一万八千日元。寮的管理改由日中友好会馆的寮生事务室负责，也不需要寮生集体打扫卫生了。最大的好处是，食堂的厨师改为了从国内聘请，这样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地道的中国饭菜。体育活动场所主要就是设在顶层的两张乒乓球台，另外每个周末会把附近的小学校体育馆借下来半天，大家在那里打排球或篮球，其乐融融。

有一次打排球时，由于二传传出的球距离标志杆太近，我扣球落地时下巴磕到了立柱上划了一道口子，当场血流不止，其他同学急忙叫来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缝了3针。没想到平生头一次坐救护车竟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发生的。

在新后乐寮生活期间我还接手了“东京中国留学生新闻”这样一个自办小报的主编工作，干了大概一年左右。A3纸两页正反面的篇幅，每月一期，编辑人员共3人。组稿、录入、校对、排版、联系印刷，有时还要自己写稿，正经地玩了一回票，也是难得和难忘的体验。

在联合国区域开发中心的日子

原本打算毕业之后在企业进修一年之后就回国工作，由于博士论文做的是地区政策方面的内容，已经初步联系了体制改革研究所下面的“西部开发中心”。就在自己准备着手找工作之时，我做博士论文时结识的日本区域开发中心的平田干郎先生向我推荐了设在名古屋的联合国区域开发中心（UNCRD）。时任UNCRD主任的是佐佐波秀彦先生，也是日本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领域的学界大佬，我的导师与他相识。于是我便请导师帮忙，导师一个电话将事情搞定。就这样，我在结束了在企业的进修之后，于1990年4月开始进入UNCRD，成为其一名从事研究业务的当地雇员。

我在UNCRD一共工作了5年多时间。前面的3年多我隶属于区域开发部，协助开展与中国的有关合作研究项目，以及参与关于发展中国家开发规划理论的研究。后来UNCRD专门成立了中国项目组，实际上就是我独立出来带着一位助手开展工作。

这5年多时间里我参与过的工作主要包括：对国家发展规划理论的综述性研究；与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合作的中国城市财政问题研究；与云南省相关部门合作的大理洱海湖区综合发展规划研究；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的中国地区间投入产出关系研究等。由于这些研究项目都是由UNCRD出面组织和提供经费，聘请日本一流学者参与研究，我需要陪同这些学者到中国考察，并在与中方的交流中担任翻译，我得以与这些知名学者交往较深，并与其中的几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曾担任大阪国际大学校长的市村真一先生、曾担任日本投入产出学会会长的江崎光男先生、现任关西学院大学教授的伊藤正一先生、曾担任日本税制审议会会长、一桥大学校长的石弘光先生、曾担任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学部长、现任日本地方财政审议会会长的神野直彦先生、曾担任琵琶湖研究所所长的吉良龙夫先生等。另外，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合作则成为我日后回国进入该中心工作的直接契机。所有这些，都是由于身在UNCRD这个“高势能”机构所带来的好处。

在UNCRD工作期间，还曾担任过一届（为期两年）日本土木学会会刊的编委。这是由于东京大学土木工学科国岛正彦教授的邀请。据说他对我的博士论文非常欣赏，曾要求他研究室里的学生作为范本。当他出任学会会刊编委会主任之时，便力邀我加盟他组建的新一届编委会团队。于是，我便成了该届编委会中唯一的外国人编委。任职期间除定期参加编委会讨论选题、参与审稿之外，还为会刊撰写了几篇文章，内容涉及围绕三峡工程的学术争论、介绍在日本的国际环境机构等。

图文来源于新华网日本频道